圣诞节在中国的流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与此同时，每逢圣诞节来临，都会有人大谈洋节入侵，呼吁抵制圣诞节。今年，学校充当了抵制的先锋。温州市教育局近日通知，要求“各类各级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，不在校园内举行任何与圣诞有关的活动”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在平安夜，组织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，并称将处分过圣诞节的学生。湖南一高校学生身着汉服来到长沙太平街的圣诞活动现场，手举“抵制圣诞节”等标语，呼吁市民回归中国传统节日，理性过节。
●本意是庆祝耶稣诞生的圣诞节，在西方也越来越世俗
圣诞节是一个宗教性节日，本意是庆祝耶稣的诞生。圣诞习俗数量众多，与世俗，宗教，国家，圣诞相关，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。但圣诞树，圣诞火腿，圣诞柴，冬青，槲寄生以及互赠礼物是大部分人熟悉的圣诞符号及活动。在美国，圣诞节和感恩节可以说是最受重视的两个大节日。圣诞节来临之时，许多地方都会推出一系列的主题活动，商店门铺早早就开始营造圣诞气氛，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会摆放圣诞树，甚至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在每年都会跟踪圣诞老人在全球的行程，开通热线向孩子们报告。
（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最早追踪圣诞老人的哈里·舒普上校）
笔者曾有幸和一个美国家庭共度圣诞，那种甜蜜温馨的氛围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离圣诞节还有几天，主人就开始清洗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使用的银质餐具，打扫屋子，并从超市买来一株两米高的圣诞树，用霓虹灯装扮，挂上圣诞老人小玩偶和长筒袜。大家偷偷准备礼物和贺卡，然后写上要送给谁放在圣诞树下。圣诞节的前一天，一起去教堂聆听唱诗班的赞美诗。笔者虽然并不信教，但却被一位福音歌手的赞美诗《Lord I worship you, because of who you are》所感动，当场落泪。圣诞节那天，窗外寒风呼啸，室内温暖如春。吃过丰盛的早餐，一家人围坐在圣诞树下，怀着欣喜、期待的心情开始拆礼物，连家里的猫都有礼物。笔者当天一共收到了8份礼物，有影碟、指甲油、羊毛衫、一长筒袜的小零食……还有一件《生活大爆炸》的主题T恤！拆完礼物后，一家人开车到相交多年的日本老朋友那里吃圣诞大餐，火鸡，土豆泥，千层面，沙拉……美味的食物摆满桌子，还有人即兴弹起吉他，大家一起唱起那首法兰克辛纳屈的《My way》，在蜡烛氤氲的光亮中，一个传统的美氏圣诞节日就这么结束了。
这是笔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圣诞节。就笔者的观察，虽然圣诞由宗教而来，但圣诞节的宗教氛围越来越淡化，比如不是所有家庭都会在平安夜去做子夜弥撒或敬拜。如同网友“@Lifetime”说：“美国到处是圣诞气氛，但是人们见面越来越少说‘圣诞快乐！’。美国有很多人的信仰不过圣诞，但是人们都会把这两天作为节日。所以人们见面的相互问候和媒体的祝福都是‘节日快乐！’。”
而且圣诞节商业的氛围也越来越浓。当时也有朋友向笔者抱怨，圣诞节似乎是因为人们想收礼物才存在的，而准备礼物又是一笔很大的花费，且费时费力。据说，卓别林生前最讨厌的就是圣诞节，他认为这个节日过于“商业化”。当全家人兴致勃勃地装饰圣诞树、准备礼物时，曾经生活窘迫的卓别林郁郁地说：“我小时候过圣诞节，能有一只橘子就很幸运了。”
●圣诞节于晚清传入中国，上海领风气之先
圣诞节是晚清才传入中国社会的，当时曾被称为外国的“冬至”，一开始盛行于通商口岸的租界内，与一般中国人没什么关系。后来，加入教会的中国人多了，华人也开始参与到了圣诞节的宗教活动中。
圣诞节在中国也逐渐世俗化。在报刊、商家的带动下，与圣诞节相关的圣诞树、圣诞老人、圣诞礼物等象征品开始走进大众生活。上海开埠早，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世俗化过节方式在租界中渐成气候，一时领风气之先。
（1945年惠特曼巧克力的广告）
曾有文章列举了30年代大上海具有圣诞特色的事与物。比如要花大价钱搞到一张去国际饭店吃洋人圣诞晚宴的邀请函；一定要吃惠特曼巧克力，因为惠特曼巧克力的广告词是“没有惠特曼巧克力的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”；还有Chesterfield香烟、威廉•本威士忌、新新公司和永安公司等圣诞符号，甚是怀旧。民国初年，耶稣诞辰庆祝活动世俗化的一个明显后果，就是庆祝活动越来越“欢乐化”，许多教堂或教会机构举办的庆祝会都有“同乐会”之目。1913年，慕尔堂的庆祝会叫做“欢祝大会”，整个活动的报道中充满了欢乐的字眼，如小提琴演奏使“闻者若有置身天国之乐”。在大众社会之外，各个大学欢度圣诞节也是校园生活的重头戏。教会学校自然不用说，做礼拜、唱颂诗、音乐会、化装比赛、聚餐、游艺会、募捐等等都是常规项目。1946年的圣诞节，上海警察局因冬防（冬季在城市里组织居民防盗、防火，简称冬防）需要禁止通宵跳舞，但是仍有许多人在午夜之后狂欢。据《申报》报道，那年南京也在蒋介石的表率下共庆圣诞节。1948年的圣诞节是近代上海最后一个“狂欢节”，虽然前方战事正酣，经济亦复萧条，但是上海人依旧“展开了冬季的狂欢”。一个宗教节日何以能让中国人如此欢乐？《申报》总编辑陈冷眼曾撰文论圣诞快乐之原因：“民初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，耶稣圣诞则如此和平而快乐，与圣诞节的快乐相比，国人因屡遭动荡政局而‘日据愁城，无快乐之境遇，更无庆祝之闲情’。遇此西国佳节，难免要感叹‘同居一球，何苦乐之不同，竟若是哉！’”
●如今年轻人过圣诞节，没有宗教只有节
改革开放后，圣诞节在中国又逐渐恢复了热度。在中国人的传统里，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人们历史意识中的圣诞，然而随着世事变迁，现代人说起圣诞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西历12月25日了。
中国的年轻人，无比地热爱圣诞节。尽管他们大多只去教堂参观过，对耶稣的了解也很少，连怎么划十字祈祷都不熟悉，但这并不阻碍他们享受圣诞节。广场喧嚣、聚餐喝酒、情人约会、逛街购物和赠礼问候，圣诞节在时尚的年轻人中间基本被抽掉了宗教色彩，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节日。
中国的节日少，年轻人可以放松的节日尤其少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大国，中国许多节日不是敬神就是拜鬼，或是庆祝丰收，大家族团聚，有许多的责任和包袱，又沉重，又不好玩。而与圣诞老人、贺卡、大餐、舞会、电影、礼物这些洋派玩意合为一体的圣诞节，既能满足年轻人的喜好，又能让年轻人享受单纯的浪漫和浪漫，用不着尽看望老人、与大家庭团聚的义务，全身心地放松。再加上商家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推广，圣诞节的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。学者邵志择考证，1938年圣诞节之时，有人认定“耶稣圣诞在西方各国是一个狂欢的节日”。男女老少，不分贫富，都得在各种程度上表示“热烈”“狂欢”，所以，上海“为着国际的渲染，也早已不能例外”。这种狂欢完全抛弃了基督的精神，上海人尤其如此，“只要抓住了可以热情刺激和尽情享乐的机会，便随波逐浪地盲从凑热闹，正不必追问其所以然”。
●抵制圣诞的声音又起，事实是争议从未消停
年轻人对西方圣诞节的迷恋，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。2006年圣诞节前夕，来自北大、清华等名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，主张“抵制圣诞节，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”。2010年，环球网曾就“你是否担心圣诞节文化‘入侵’”的话题进行匿名投票，调查显示，7成受访网友担忧圣诞文化“入侵”中国，呼吁淡化洋节。
但在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台湾，却未曾出现任何抵制行动，这与蒋家带头过圣诞节有关。杨素在《蒋中正如何过圣诞节》一文中写到：“每年圣诞节也是官邸较为欢乐的家庭日。作风洋派的宋美龄会在几天前主动布置西式节庆各类装饰，装圣诞礼物分赠亲友，也会派妇联会到各地弱势教会、地区慰问。圣诞夜前一天，她固定为她创办的国军遗族学校——华兴中学举办耶诞餐会，与数百位国军遗族子弟共餐并分发礼物。12月24日圣诞夜则是蒋介石举行圣诞家宴，与子孙欢聚的日子；他有时也会邀请非基督徒的将领到家中共聚。之后在家人陪同下，步行到凯歌堂参加圣诞弥撒，一同祈祷，度过平安夜。”大陆抵制的声音不只出现在今时今日。20世纪30年代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，民族主义者对圣诞的抵制一度十分强烈，《申报》关于圣诞的报道和文章也急剧减少。当时的文化名人吴承仕看到中国人热衷于过圣诞节，自问自答道：“我们既不是耶稣教徒，为什么不标明耶稣圣诞，而只说‘圣诞’？为什么当孔子生日时候，不大声嚷嚷着‘圣诞’，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诞？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，‘圣诞节’这三个字是染着中国这个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；二是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社会滋生出一部分力量，用这基础而发生圣诞商品的需要。”
●抵制圣诞节只是一句空言
几十年后，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命题。年轻人热衷于过圣诞，激起了老一辈人心中无限复杂的情感。有人联想到中国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过去，有人在土与洋的较劲中为中国文化鸣不平，有人不习惯西方节日的时尚新奇，还有人担心基督教会带坏年轻人，或者根本就看不惯年轻人的所言所行。
意难平，就生出许多抵制的运动。在可以回忆得起的过去，中国人抵制过日货、台湾、菲律宾、家乐福、星巴克、脱口秀主持人吉米、演员莎朗斯通、人憎狗嫌的歌手Justin bieber……
人们熟悉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强权、欺凌、不公。当抵制对象变成圣诞节和圣诞老人时，显得无理又粗暴。徐克的经典电影《黄飞鸿2：男儿当自强》中，既有直接拒绝西方文明的白莲教和清朝官员，也有孙文和陆皓东等提倡学习西洋文明救中国的革命志士，黄飞鸿则被徐克摆在中西政治、文化冲突之中，借人言志：面对西方文明，要有中外文化兼容并蓄的胸襟和精神。更何况，圣诞节符合普通人享乐的要求，体现的是趋新求异的现代市民精神，是一味抵制很难阻挡的世俗力量。而圣诞节在中国已全然无宗教的内涵，也显示了中国人对待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，即在抵制其政治、文化、精神内涵的同时又欣然接受其物质文明。
（本文资料来源：石伟杰：《胡适和蒋介石是如何过圣诞节的？》 邵志择：《从“外国冬至”到“圣诞节”：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》）